两年前,褚承宗去世了。
褚行昭没有哭。
不是不难过,而是他已经用尽了太多力气来与这个家打交道,眼泪是最不值钱的奢侈。
老爷子走得很安静。最后一口气,断在一个春天里。他躺在病床上,身边围着一群股东,安静地看向褚行昭,然后闭上眼,再没睁开。
他走的那天,褚行昭坐着轮椅进的病房。腰部束着固定带,腿部装了支撑护具,整个人挺得笔直,看上去一如既往的冷静、不可动摇。
我推着他的轮椅走过去,安静地停在老爷子床边,他低头叫了一声“爸”。
他从没这么叫过。也只叫了这一声。
葬礼结束两周后,褚行昭成为了褚氏集团的董事长。
而我,成为了心理咨询中心的一名独立执业心理师。
我们各自归位,站在自己最合适的位置上,似乎都没有多余的话要说。除了那天晚上,他躺在我身边,沉默了很久,忽然问我:
“你还想要个孩子吗?”
我抬头看他,眼里有点意外。
他没看我,只把下巴搭在我肩上,声音压得很低:“我想……有个人,是真的从我们身体里来的,哪怕只有一部分。”
我们都知道,他不能自然受孕。
C5完整性高位截瘫,意味着精子采集需要特别处理,质量也无法保证。而我,因为长期照护、焦虑、饮食紊乱,排卵也不稳定。
所以我们只能试管。
过程意外地顺利,几乎第一次尝试就怀上了。
我还记得医院打电话告诉我结果的那天,我正推着他在花园里晒太阳。他靠着轮椅,眼睛半眯着,阳光在他睫毛上落了一层浅金。
“怀上了。”我说。
他愣了几秒,轻轻笑了一声,低头,额头抵在我小腹上。
“谢谢你。”他说。
那一刻我就知道,我们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他成了这个城市权力中心的代言人,而我,怀着我们几乎不可能拥有的孩子。
我们从不对别人炫耀什么。可夜深人静时,我摸着腹部,他就会像小时候的孩子一样,轻声跟肚子里的宝宝说话。
“对不起,你妈妈这么累,是因为我没用。”
“我不能抱她上楼,也不能带你出去玩。”
“但我爱她,比任何一个可以走路的男人都要多。”
我没有阻止他自责。
因为我知道,那是他表达爱的方式。
他总觉得亏欠,而我从来不曾觉得。
怀孕两个月时,我开始频繁呕吐。他怕我太累,搬回了老宅顶层最安静的楼层,还请了三个专业护理阿姨,分别负责营养、生活与孕期推拿。
我曾调侃他:“你是打算让我在宫里养胎?”
他没笑,只说:“我不能照顾你,只能把能做的都做了。”
他说这话时,坐在床边,用眼控仪浏览完了当日的董事会纪要。那仪器放在书桌上,接在投影上,眼球一动,就能完成一页文档的浏览。
他一天可以处理上百页报告,却不能弯腰替我系一次鞋带。
但他总是在我需要之前,把所有都安排好。